對於自己從未認真地寫過一篇時事評論，我並不感到慚愧。我曾經認真看待政府的每個動作，後來發覺自己很憨居，於是不再認真。
曾蔭權和他領導的政府有過許多豪情壯語： 「黃金十年」、「六大產業」、「十大基建」、「低碳城市」、「強政勵治」……未到高潮已劇終。對於政府那些所謂打擊炒樓的措施，我也從未抱有任何期望。
最近財爺宣布，對住宅短期買賣在一般印花稅之外徵收「額外印花稅」：六個月以內易手，稅率為該轉售交易金額的15%；七至十二個月之內轉售，稅率為10%；十三至二十四個月之內轉售，稅率為5%。究竟這下「重槌」有沒有命中目標？
過去一星期已有很多人指出措施的漏洞，例如炒家可以利用海外公司去購買物業，然後透過股份轉讓的方式將物業轉售，那便可避過「額外印花稅」了。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說這樣做風險很大，因為用公司買賣，可能連背後的隱藏債務也一併買回來。也有人以為用海外公司作物業交易非常罕見，因為成立公司很麻煩，要辦手續又要核數，再說還有成立公司的費用啊。
又是我Daisy 玩踢爆的時候。
首先，以公司來買賣樓宇一直存在，並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罕見。即使未有這項「額外印花稅」，據說已有很多人做這種事情，例如陳方安生。《明報》2007 年11月21 日這樣報道： 「（廉署前執行處副處長）徐家傑指當年陳太身為高官，以780 萬元購入有三十年樓齡的玫瑰新村一豪宅單位，由於是透過資產轉移方式，將單位由『發財有限公司』轉至『益超有限公司』，故毋須繳納任何印花稅，而物業成交價亦比同類型單位低近200 萬元，買樓後又獲恒生銀行『十成按揭』，違反當時一般樓宇的七成按揭規定，認為事件不尋常。」當時距離立法會港島區補選不足兩星期，而陳方安生是獲泛民支持的候選人，有說這單新聞是為了抹黑陳太。
我不懂政治，我只是一個平凡女子，閒時看看報紙，《明報》作出以上報道，其他報章也有類似的報道，而我讀了，就是這樣而已。
第二，成立海外公司，對一個專業炒家來說並不困難。舉例說，成立一間英屬處女島（BVI）公司，全新的需時兩周，現成的需時兩天。申請手續有秘書服務公司代勞，六七千港元就能成立一間公司。那個位於於加勒比海的小島風涼水冷，景色怡人，還有國家保育公園，有人則喜歡在那兒成立公司不會被問長問短。
假如你買一個2000 萬元的單位，六個月內轉手，需要繳付15%的「額外印花稅」，即300 萬元。所有人都乖乖納稅固然理想，但那只是政府的主觀願望。對於一個存心牟利的炒家，究竟會花7000 元成立一間BVI，還是乖乖繳納300 萬元的「額外印花稅」呢？當然，其他費用如律師費也是存在的，但總體費用加起來，會高於300 萬元嗎？
第三，鄭汝樺認為用海外公司交易風險大，因為可能連公司背後的隱藏債務也一併買回來。要確保公司沒有隱藏債務，買間新成立的不就行了嗎？當然，成立第一天就馬上欠債，第二天就轉手給你，而你又完全不查不問，理論上也是可能的。 你老公也有可能在婚後的第一天就去滾，第二天就把你轉手給別人。在這浩瀚的宇宙裏，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。
我很有興趣知道現時有多少人用公司買樓，翻了多份報章，終於在2010 年11 月23 日的《成報》看到鄭汝樺在立法會答問的報道： 「她（鄭汝樺）承認，政府無法打擊這類炒賣活動，但現時以公司名義持有物業只佔市場11%，認為投資未能短時間轉賣獲利，現時亦看不到有大量公司購買物業。」
So you see， 「11%」。不算「普遍」，但也不算「罕有」。其中一個不普及的原因，是以海外公司買賣物業很難找銀行做按揭，因此只有手持充裕現金的炒家，才能玩這個遊戲。的確，利用海外公司進行物業買賣並非普遍。但毋須「普遍」，只要一小撮資金充裕的炒家利用海外公司炒樓，已足夠炒起整個香港的樓市，已足夠讓市民大眾窮畢生積蓄也買不起樓。
這項「額外印花稅」推出不久，樓價會跌一點。有人就歡呼拍掌，嘩，立竿見影呀。我從報上得知，有地產經紀甚至擔心政府這下「重槌」會把樓市一下打沉至「沙士期」。Well，我也同意樓市可能進入「沙士期」，但那是因為炒爆，或阿爺突然閂水喉，跟香港政府的措施關係不大。過一會兒，炒家又會繼續用英屬處女島之類的海外公司，輕而易舉地避開「額外印花稅」。政府的措施除了刺激英屬處女島的經濟，我看不到對打擊香港樓市的炒風有很大幫助。
既然炒家可利用海外公司來避過「額外印花稅」，為何政府仍要推出這項措施？事情很簡單，小市民的買樓夢在瘋狂的樓市中幾乎成為泡影，香港人嘈得緊要，政府便做點動作，裝成一副史泰龍的模樣，作勢往空氣揮一揮拳頭，就像打齋超度，令你心理上好過一點，實際上並沒有做過什麼。 不要看見史泰龍的裝扮，就以為這人打算認真戰鬥。
有人說，土地供不應求才是香港樓價飛升的真正原因，與炒家無關。香港的土地真那麼缺嗎？如今連大角咀都可以興建豪宅，相信天水圍出現豪宅也不遠矣。香港大把地。與其做一大堆「額外印花稅」之類的動作，何不乾脆增加土地供應？除非政府害怕樓價真的會跌。
哪裏有市民吵鬧，政府就往哪裏揮一揮空拳。曾在永利街取景的電影《歲月神偷》得了獎，市民鬧一鬧，政府就忽然放棄清拆永利街。這是「動作」，不是「施政」。看看香港的教育：母語教學、通識、「三三四」學制、校本條例、直資、縮班、殺校、中央派飯……這個政府究竟在幹什麼？ 它知不知自己在幹什麼？它揮了許多空拳，但那都是「動作」，不是「施政」。
「動作」是即時的、短暫的、表面的、情緒化的；施政卻是長遠的、深入的、全面的、冷靜的。行政長官曾蔭權的第二個任期只剩一年半左右。他曾聲言在餘下任期不做「看守政府」，承諾「政府未來施政一定繼續是積極、進取和具前瞻性」。我想了很久，曾蔭權政府所做的許多「動作」，哪裏有「前瞻」成分呢？就連骨灰龕也搞得一塌糊塗。施政報告提出的「六大優勢產業」，哪一樣有過下文？董建華再無能，都尚且提出過中藥港、數碼港，雖然沒有能力落實，但至少提出過一些香港未來的發展方向。
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，香港十年後會變成怎樣？我們正朝什麼方向走？我除了想像到十年、二十年、Ｎ年之後的香港，依然像今天炒樓炒股，政府沒有給我們規劃出一個藍圖，告訴我們該朝什麼方向一起努力。
Oops，怎麼我說說，忽然變得這麼認真？我居然就這堆「動作」寫了二千五百字，真是天真及傻！不如去Mandarin 做Spa 好過。（撰文：王迪詩／逢星期六刊於《信報》 http://world-of-daisy.blogspot.com/）
我們的三年零八個月
跟朋友那位七十多歲的母親聊天，她憶述小時候曾遭日本軍人抓著，大批小孩被綑綁雙手列成一排，全是女童。她偷偷逃脫，否則此生要徹底改寫了。突然，我發現自己對香港淪陷的「三年零八個月」一無所知！歷史書記載了日期和事件，但當時的孩子經歷、夫妻關係、生活感受，我們這一代毫不知情，也毫無感覺。當老一輩全部離世，那段日子也會煙沒在過去之中。別讓歷史煙沒啊！
那是一段受辱的日子，但每個時代都有幽默樂觀的人。有許多淚中有笑、笑中有淚的故事。現向各位徵集文章，若從長輩口中聽過任何感人小事或大事，可電郵給我：daisy.lancashire@gmail.com。每篇500字內，若有需要請自行隱去真實姓名，假如能結集成書把故事承傳下去，扣除成本的收益將捐作慈善。
那是一段受辱的日子，但每個時代都有幽默樂觀的人。有許多淚中有笑、笑中有淚的故事。現向各位徵集文章，若從長輩口中聽過任何感人小事或大事，可電郵給我：daisy.lancashire@gmail.com。每篇500字內，若有需要請自行隱去真實姓名，假如能結集成書把故事承傳下去，扣除成本的收益將捐作慈善。
為什麼要買樓？
第六隻手指，切還是不切？我托腮，看那則網上新聞沉思了一會。
孩子生下來有六隻手指，這種個案在世界各地都出現過。有些情況，那第六根手指是畸形的，骨頭不正常或容易折斷，應該切除。但也有些情況，那第六根指頭明明是好端端的，功能正常，看上去跟其他五根指頭無異，除了彈琴和打字方便一點，有什麼問題呢？
只要付得起手術費，大部分父母都會選擇切除。正常人有五隻手指，多了一隻手指會被視為「不正常」的。上學會被同學笑，上街會被途人望，動手術切除是為免孩子自卑。
有時候，我不大確定所謂「正常」是什麼意思。跟大部分人一樣，就算是「正常」了嗎？我多一隻手指影響到你嗎？為什麼「人人都有五隻手指」，我就非要「五隻手指」不可？切除一根有血有肉的健康指頭，不是太殘忍了嗎？有些父母認為把孩子塑造成主流一樣，孩子的路會好走一點。一旦跟大夥兒不同，就會遭到歧視了。你比別人聰明，會遭到歧視；你比別人愚蠢，會遭到歧視。智商必須保持在全港中位數的上下10%以內，真是一趟吃力的人生啊。
我從網上看到一則新聞，浙江一個女孩生下來就擁有十二隻手指和十二隻腳趾。家人起初擔心孩子會被人嘲笑，爺爺卻疼惜地說： 「正常的，每隻腳趾都有骨頭！」他明白了第六根指頭的意義，給孫女起了名字──邵無雙。
每個人都是與別不同的。問題是，你是否敢於與別不同。
＊ ＊ ＊
舊同事Helen 辭掉了律師工作，當全職師奶，最近到中環跟我們幾個同事午飯聚舊，本來訂了檯到Mandarin的「文華」飲茶，卻想起那兒不招待六歲以下的孩子。
Helen 是個「跟得母親」，兩歲多的女兒準是隨身攜帶的。既是這樣，不如讓孩子看看香港幾乎絕的點心車吧，於是我提議到大會堂美心酒樓。
信差權叔自告奮勇到茶樓霸位，我很感動，願意犧牲自己的時間為別人孤獨地守住一張飯桌，真是偉大。秘書Selina 卻不屑地說： 「權叔十一點就在美心開了一壺普洱，拿一份馬經看得津津有味。」那顯然跟我想像中「為別人孤獨地守住一張飯桌」的意境有點出入，但我能夠在一個信差的行為中尋找詩意，因為本小姐是個女作家。
做了十年律師的Helen， 昔日面對豺狼一樣的bankers 毫無懼色，今天面對兩歲多的女兒卻成了緊張大師。那女娃娃正牙牙學語，Helen 在教她二乘三等於六，我相信她很快會跟女兒討論量子力學。「你不知道其他家長有多瘋狂！」Helen 這樣解釋自己的行為。「現在所有兩、三歲的孩子都在學習乘數，人人都學嘛，我女兒怎能不學？」小女孩看母親把數字卡揮來揮去，不斷用小拳頭擦眼睛，張大了嘴巴打呵欠。
我們點了滿桌子的點心，小女孩興奮起來，奇怪的是她握的湯匙總是左搖右擺，食物不斷掉下來。「沒問題啊，孩子過一陣就會習慣。」Helen 說。原來她女兒是左撇子，她卻強迫孩子用右手，是什麼原因呢？
「大部分人都用右手嘛，左撇子在生活上很不方便。 」Helen 理所當然的說。
「例如有什麼不方便呢？」我很好奇。
「打golf。很多場租不到左手棍。」
幸好Helen 不是我的母親。
監獄裏的囚犯尚且有自由選擇用哪一隻手來吃飯，這個中產家庭的寶貝女兒竟連囚犯也不如！用左手得罪你麼？ 影響到任何人麼？我喜歡用哪隻手關你什麼事？我後來又看見兩對父母同樣強迫左撇子的小孩用右手（他們說「訓練」，不說「強迫」），我才知道像Helen 那樣的母親並非個別例子。
強迫左撇子的小孩用右手，又會有什麼後果？我想到兩個可能性：假如孩子聰明伶俐，她會在母父面前用右手，在父母背後舒舒服服地用左手，陽奉陰違，因為她漸漸會發現無論如何努力向父母解釋，父母也是不會明白的，於是乾脆放棄解釋，不再跟父母分享。假如孩子是個笨蛋，沒想到陽奉陰違這一招，只服從父母的命令行事，她長大後將會跟父母一樣的笨。香港社會擔憂「跨代貧窮」，我卻認為「跨代愚蠢」要危急一百倍。關於這點，我當然不會提醒Helen。 你一片好心，人家未必會感激你。何必多管閒事？那又不是我的女兒。
其實我不大明白Helen 為什麼要生孩子，然後把孩子變成一個囚犯。為人父母，不是想自己的孩子快樂嗎？也許她認為扭曲孩子的天性，強迫左撇子變成跟大部分人一樣用右手，到處都能租到右手高爾夫球桿，孩子就會得到幸福。 香港人對「幸福」的定義常常令我迷惘。有這樣的父母，你能怪孩子吸毒嗎？ 明明知道索Ｋ是不對的，但因為朋友間人人都索，我不索Ｋ就不能被大家接納了。
Helen 生孩子，因為大部分人都生孩子。人人都生孩子，我不能不生；人人都搶著看電子動態版的《清明上河圖》，我不能不看。結婚生子被視為人生必經階段，每個人到了某個年紀都會組織家庭。世上當然有人真心明白生兒育女的意義，但對不少人來說，那個孩子，不過是為了成全你個人「跟大隊」結婚生子的欲望而已，毋須把天下間所有父母都捧得那麼崇高。
人人都有，我不能沒有。正如買樓，人人都買，我不能不買。有些人的畢生抱負就是買樓，然後把餘生花來供樓。我的畢生抱負是吃喝玩樂，雖然這樣的抱負不足以令我名留千古，但比起買樓，我認為吃喝玩樂這個抱負有出色得多。
說起來，買樓與中國人「成家」的傳統觀念不無關係， 「擁有」一所房子是能力的證明，儘管我見過無數擁有房子的窩囊廢。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是以擁有房子為榮的，所以今後也必須繼續以此為榮。沒有人想過觀念應該隨時代改變，路不止一條，凡事都有alternative。經濟、政治、藝術、人生，也沒有一個永恆正確的答案吧。世界每一秒都在改變啊。
你會問，Hey Daisy，那你認為買樓是錯的嗎？買樓當然不是錯的，但它在生命中應該佔著什麼比重？如果買到一間樓，而你根本不開心，就算有一百間樓又有什麼意思？我知道有人覺得很有意思，因為世上有一班傻仔以為錢可以帶進棺材。
我沒有買樓，而我活得很爽。將來會不會買？也許會，也許不會。如果有天我遇到一所非常喜歡的房子，買下以後，完全不會影響我其他享樂，我會買。
香港人總是人有我有，跟著社會的主流漂浮，不但沒有主見，就連自己喜歡什麼都快想不起來了，只記得「大部分人」喜歡什麼。究竟「大部分人」喜歡什麼，跟「我」有什麼關係？在這個千人一臉的城市，所有人都害怕與主流不同，寧願讓自己在主流裏淹死。將自己扭曲成某個典型，因為那樣最安全，隱藏於群眾裏最安全，即使那樣會失去自己。我們必須跟隨大部分人的道路去活，就算那條路大錯特錯，仍有大夥兒陪你一起錯。
香港社會有一種畸形的觀念：與大夥兒走錯路，勝過獨個兒走正確的路。Jesus，我居然說出這種話來，可見我是極端「不正常」了。（撰文：王迪詩／逢星期六刊於《信報》 http://world-of-daisy.blogspot.com/ ）
孩子生下來有六隻手指，這種個案在世界各地都出現過。有些情況，那第六根手指是畸形的，骨頭不正常或容易折斷，應該切除。但也有些情況，那第六根指頭明明是好端端的，功能正常，看上去跟其他五根指頭無異，除了彈琴和打字方便一點，有什麼問題呢？
只要付得起手術費，大部分父母都會選擇切除。正常人有五隻手指，多了一隻手指會被視為「不正常」的。上學會被同學笑，上街會被途人望，動手術切除是為免孩子自卑。
有時候，我不大確定所謂「正常」是什麼意思。跟大部分人一樣，就算是「正常」了嗎？我多一隻手指影響到你嗎？為什麼「人人都有五隻手指」，我就非要「五隻手指」不可？切除一根有血有肉的健康指頭，不是太殘忍了嗎？有些父母認為把孩子塑造成主流一樣，孩子的路會好走一點。一旦跟大夥兒不同，就會遭到歧視了。你比別人聰明，會遭到歧視；你比別人愚蠢，會遭到歧視。智商必須保持在全港中位數的上下10%以內，真是一趟吃力的人生啊。
我從網上看到一則新聞，浙江一個女孩生下來就擁有十二隻手指和十二隻腳趾。家人起初擔心孩子會被人嘲笑，爺爺卻疼惜地說： 「正常的，每隻腳趾都有骨頭！」他明白了第六根指頭的意義，給孫女起了名字──邵無雙。
每個人都是與別不同的。問題是，你是否敢於與別不同。
＊ ＊ ＊
舊同事Helen 辭掉了律師工作，當全職師奶，最近到中環跟我們幾個同事午飯聚舊，本來訂了檯到Mandarin的「文華」飲茶，卻想起那兒不招待六歲以下的孩子。
Helen 是個「跟得母親」，兩歲多的女兒準是隨身攜帶的。既是這樣，不如讓孩子看看香港幾乎絕的點心車吧，於是我提議到大會堂美心酒樓。
信差權叔自告奮勇到茶樓霸位，我很感動，願意犧牲自己的時間為別人孤獨地守住一張飯桌，真是偉大。秘書Selina 卻不屑地說： 「權叔十一點就在美心開了一壺普洱，拿一份馬經看得津津有味。」那顯然跟我想像中「為別人孤獨地守住一張飯桌」的意境有點出入，但我能夠在一個信差的行為中尋找詩意，因為本小姐是個女作家。
做了十年律師的Helen， 昔日面對豺狼一樣的bankers 毫無懼色，今天面對兩歲多的女兒卻成了緊張大師。那女娃娃正牙牙學語，Helen 在教她二乘三等於六，我相信她很快會跟女兒討論量子力學。「你不知道其他家長有多瘋狂！」Helen 這樣解釋自己的行為。「現在所有兩、三歲的孩子都在學習乘數，人人都學嘛，我女兒怎能不學？」小女孩看母親把數字卡揮來揮去，不斷用小拳頭擦眼睛，張大了嘴巴打呵欠。
我們點了滿桌子的點心，小女孩興奮起來，奇怪的是她握的湯匙總是左搖右擺，食物不斷掉下來。「沒問題啊，孩子過一陣就會習慣。」Helen 說。原來她女兒是左撇子，她卻強迫孩子用右手，是什麼原因呢？
「大部分人都用右手嘛，左撇子在生活上很不方便。 」Helen 理所當然的說。
「例如有什麼不方便呢？」我很好奇。
「打golf。很多場租不到左手棍。」
幸好Helen 不是我的母親。
監獄裏的囚犯尚且有自由選擇用哪一隻手來吃飯，這個中產家庭的寶貝女兒竟連囚犯也不如！用左手得罪你麼？ 影響到任何人麼？我喜歡用哪隻手關你什麼事？我後來又看見兩對父母同樣強迫左撇子的小孩用右手（他們說「訓練」，不說「強迫」），我才知道像Helen 那樣的母親並非個別例子。
強迫左撇子的小孩用右手，又會有什麼後果？我想到兩個可能性：假如孩子聰明伶俐，她會在母父面前用右手，在父母背後舒舒服服地用左手，陽奉陰違，因為她漸漸會發現無論如何努力向父母解釋，父母也是不會明白的，於是乾脆放棄解釋，不再跟父母分享。假如孩子是個笨蛋，沒想到陽奉陰違這一招，只服從父母的命令行事，她長大後將會跟父母一樣的笨。香港社會擔憂「跨代貧窮」，我卻認為「跨代愚蠢」要危急一百倍。關於這點，我當然不會提醒Helen。 你一片好心，人家未必會感激你。何必多管閒事？那又不是我的女兒。
其實我不大明白Helen 為什麼要生孩子，然後把孩子變成一個囚犯。為人父母，不是想自己的孩子快樂嗎？也許她認為扭曲孩子的天性，強迫左撇子變成跟大部分人一樣用右手，到處都能租到右手高爾夫球桿，孩子就會得到幸福。 香港人對「幸福」的定義常常令我迷惘。有這樣的父母，你能怪孩子吸毒嗎？ 明明知道索Ｋ是不對的，但因為朋友間人人都索，我不索Ｋ就不能被大家接納了。
Helen 生孩子，因為大部分人都生孩子。人人都生孩子，我不能不生；人人都搶著看電子動態版的《清明上河圖》，我不能不看。結婚生子被視為人生必經階段，每個人到了某個年紀都會組織家庭。世上當然有人真心明白生兒育女的意義，但對不少人來說，那個孩子，不過是為了成全你個人「跟大隊」結婚生子的欲望而已，毋須把天下間所有父母都捧得那麼崇高。
人人都有，我不能沒有。正如買樓，人人都買，我不能不買。有些人的畢生抱負就是買樓，然後把餘生花來供樓。我的畢生抱負是吃喝玩樂，雖然這樣的抱負不足以令我名留千古，但比起買樓，我認為吃喝玩樂這個抱負有出色得多。
說起來，買樓與中國人「成家」的傳統觀念不無關係， 「擁有」一所房子是能力的證明，儘管我見過無數擁有房子的窩囊廢。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是以擁有房子為榮的，所以今後也必須繼續以此為榮。沒有人想過觀念應該隨時代改變，路不止一條，凡事都有alternative。經濟、政治、藝術、人生，也沒有一個永恆正確的答案吧。世界每一秒都在改變啊。
你會問，Hey Daisy，那你認為買樓是錯的嗎？買樓當然不是錯的，但它在生命中應該佔著什麼比重？如果買到一間樓，而你根本不開心，就算有一百間樓又有什麼意思？我知道有人覺得很有意思，因為世上有一班傻仔以為錢可以帶進棺材。
我沒有買樓，而我活得很爽。將來會不會買？也許會，也許不會。如果有天我遇到一所非常喜歡的房子，買下以後，完全不會影響我其他享樂，我會買。
香港人總是人有我有，跟著社會的主流漂浮，不但沒有主見，就連自己喜歡什麼都快想不起來了，只記得「大部分人」喜歡什麼。究竟「大部分人」喜歡什麼，跟「我」有什麼關係？在這個千人一臉的城市，所有人都害怕與主流不同，寧願讓自己在主流裏淹死。將自己扭曲成某個典型，因為那樣最安全，隱藏於群眾裏最安全，即使那樣會失去自己。我們必須跟隨大部分人的道路去活，就算那條路大錯特錯，仍有大夥兒陪你一起錯。
香港社會有一種畸形的觀念：與大夥兒走錯路，勝過獨個兒走正確的路。Jesus，我居然說出這種話來，可見我是極端「不正常」了。（撰文：王迪詩／逢星期六刊於《信報》 http://world-of-daisy.blogspot.com/ ）
My Real Boss
公司的信差權叔請了病假，幾份合同擱一整天無人派送，秘書Selina 居然若無其事地坐織冷衫。
我問她為何不告訴我沒人派信，她說因為工作太忙沒來得及告訴我。Well, ok ay。那麼有其他方法把合同送過去嗎？ 「還可以有什麼方法？你有眼見，全公司只有兩個信差， 一個annual leave， 另一個sickleave，難道你要我去送信？」Selina 說，然後繼續織冷衫。
跟秘書相處，好過上學讀書，天天令我增廣見聞，讓我明白許多人生道理。譬如說， 「工作態度惡劣」不應被說成八十後的專利，那些五十後、六十後可以惡劣十倍，這叫恃老賣老。又譬如說，世上最惡的往往不是統帥大將軍，而是拿雞毛當令箭的大嬸。
本小姐未見過惡人，但我見過秘書。得罪老闆大不了失去飯碗，但世上還有千千萬萬個飯碗，我Daisy 未驚過。但你知道秘書是什麼人？如果世上有什麼的傳播速度快過光纖，那就是秘書。公司裏誰在搞地下情、誰的Gucci 是減價貨、哪個男同事包二奶、誰的appraisal 被老闆寫花了……Selina 都有本事在電光火石間唱遍全球，把你的私事變成集體回憶。最要命的是，你不知道秘書知道什麼。你的電郵、信件、schedule，她們都掌握得一清二楚！
身為「秘」書，自然知道你很多秘密。讓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上司Eric 的悲慘遭遇吧：他要秘書在Petrus 訂了張跟一個女banker 吃晚飯，談公事還是私事？
Well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但一經秘書的手，就變成「全人類在看」了。當那件事傳到北京和上海office，在北半球繞了一圈再回到我的耳朵，居然變成Eric 為了得到一單生意，搭上一個年近半百的女banker，兩人在酒店餐廳吃完晚飯再到樓上開房！
這不是太過分了嗎？一看就知是無中生有。這傢伙出賣色相會有市場？這種傳言只有白癡才會相信啊。
當然，世上肯定也有盡心盡力的好秘書，但我向來沒有抽獎命，因此我還是必須竭盡所能為秘書服務。過年過節例必給她送禮，也從來不敢麻煩她幫我沖咖啡。
儘管我對秘書好過對我阿媽，但人家未必喜歡有我這樣的女兒。喝進自己肚子的東西，還是由自己經手比較安心吧。
＊ ＊ ＊
說回我公司的信差權叔，他之所以請病假，是因為跟三萬多人一起逼爆亞洲國際博覽館，去看那由上海世博運來的電子動態版《清明上河圖》。權叔在那黑壓壓的人海擠來擠去，爭相拍照，吱吱喳喳。由於場內太過侷促，權叔擠了一會便見頭暈了，又怕自己被抬上白車的照片一旦見報，太沒面子，於是死撐到場館門外，由女婿駕車看醫生去了。
我不懂藝術，但我覺得《清明上河圖》好勁，現在居然能把它製成powerpoint 那般會晃會動，而且還能像projector 那般投影在牆上，真正科技與藝術的結合，勁到無話可說，難怪市民搶票熱烈。報上說，康文署推出六十萬張門票在六天內售罄，後來再加推至十六萬八千張門票，又在一天之內被掃個清光，癱瘓了網上訂票系統，各區售票點更大排長龍。權叔有天送文件到對面街，一去三小時。Selina 說，其中兩小時去了城市電腦售票網排隊。
權叔興致勃勃，山長水遠去到亞洲國際博覽館，只為一睹電子動態版《清明上河圖》的風采，不料卻頭暈收場，這未免有點反高潮。老實講，那種擠逼嘈吵的環境，權叔怎會習慣？他在我們law firm 當了二十年信差，一直養尊處優，出入中環高級商廈，送一份文件去對面街會用上一個小時，Selina 說其中四十五分鐘用來在中環著名的「蛇竇」喝茶，而我們就坐呆等那份十萬火急的文件。急得發慌了，致電問他何時送到，他說： 「王律師，過紅綠燈都要等啦。」
後來我才知道，原來權叔對我已經非常客氣，不知是否因為我每逢過年都會給他一封大利是。Ka tie 就曾經得到這樣的答覆： 「你自己送吧。」另有一次，Emma 問權叔能否略為加快一點腳步，客人都有微言了。權叔默不作聲。第二天，他向人事部投訴Emma，指她定下不合理的工作要求，對低下層職員態度囂張。權叔還喃喃說自己讀得書少，這輩子沒什麼本事，早已習慣被人看不起。
其實Emma是個很單純的人，因為文件趕急，所以她致電權叔，就是這麼簡單。她知道權叔到人事部說了那番話以後，躲進洗手間哭了起來。 「Daisy，我真的不是那個意思啊，我沒有看不起他……」我很明白Emma 的感受，那是一種有理說不清的委屈，有口難言。我用紙巾替她印乾眼淚，要她補厚一點妝把淚痕掩蓋，馬上就要趕去開draftingmeeting 了。流淚，對我們來說太過奢侈。
我在其他公司見過的信差，不知多麼盡責。他們要走的路比權叔遠得多，好天曬落雨淋，有時要送的文件又重又多，身體處處勞損，卻還是盡心盡力把工作辦妥。我想，在速遞公司工作肯定更辛苦吧，不像權叔，跑得再遠也從不超出中環的範圍，薪水和工作的穩定性，也教速遞公司的員工望塵莫及。從前我常在中環看見一個速遞員，肩上掛沉甸甸的袋子，一拐一拐地走過干諾道中。看他的背影，想到一個不良於行的人靠一雙腳來謀生，是何等諷刺。
天下間有那麼多盡心盡力的信差，究竟我們公司出了什麼問題呢？我們這間la w firm 可以對一個律師手起刀落，但對一個信差，卻又可以容忍足足二十年。不要問我為什麼，人事部的運作比飛機的黑盒還要神秘。
Selina 也不喜歡權叔，她和其他秘書都擁護另一個青靚白淨的年輕信差。她甚至去人事部打權叔的小報告，為了她這項義舉，我們一班律師還特地請她吃了一頓和牛自助餐。但權叔還是屹立不倒。Selina 到人事部打聽過，公司為了表現「關愛」形象，主張厚待弱勢社群。無論他們的工作表現如何惡劣，只要沒有犯法，都會隻眼開隻眼閉。面對權叔，我有時會感到迷茫——究竟誰是「弱勢社群」？那界線一下子變得十分模糊。對於公司主張包容權叔，Selina 憤憤不平。可公司不是也包容她嗎？
權叔看完《清明上河圖》見頭暈請了病假，Selina 又沒有象會請courier，而那份合同十萬火急。Fine，我來送。與其浪費時間跟Selina 糾纏，倒不如靠自己來解決問題。我常聽到很多人說： 「這超出了我的工作範圍。」現代人都很在乎自己的權利，愈來愈少人關心工作中更重要的三個字——Getthings done。送信當然也超出了律師的工作範圍，但假如沒有其他人願意送，而合同必須在當日四時之前送到，請問我應該期望Selina 大發慈悲，還是應該坐祈禱？我拿起合同，駕上墨鏡，當信差去了，相信小妹去洗廁所的日子也不遠矣。 （撰文：王迪詩／逢星期六刊於《信報》http://world-of-daisy.blogspot.com/）
我問她為何不告訴我沒人派信，她說因為工作太忙沒來得及告訴我。Well, ok ay。那麼有其他方法把合同送過去嗎？ 「還可以有什麼方法？你有眼見，全公司只有兩個信差， 一個annual leave， 另一個sickleave，難道你要我去送信？」Selina 說，然後繼續織冷衫。
跟秘書相處，好過上學讀書，天天令我增廣見聞，讓我明白許多人生道理。譬如說， 「工作態度惡劣」不應被說成八十後的專利，那些五十後、六十後可以惡劣十倍，這叫恃老賣老。又譬如說，世上最惡的往往不是統帥大將軍，而是拿雞毛當令箭的大嬸。
本小姐未見過惡人，但我見過秘書。得罪老闆大不了失去飯碗，但世上還有千千萬萬個飯碗，我Daisy 未驚過。但你知道秘書是什麼人？如果世上有什麼的傳播速度快過光纖，那就是秘書。公司裏誰在搞地下情、誰的Gucci 是減價貨、哪個男同事包二奶、誰的appraisal 被老闆寫花了……Selina 都有本事在電光火石間唱遍全球，把你的私事變成集體回憶。最要命的是，你不知道秘書知道什麼。你的電郵、信件、schedule，她們都掌握得一清二楚！
身為「秘」書，自然知道你很多秘密。讓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上司Eric 的悲慘遭遇吧：他要秘書在Petrus 訂了張跟一個女banker 吃晚飯，談公事還是私事？
Well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但一經秘書的手，就變成「全人類在看」了。當那件事傳到北京和上海office，在北半球繞了一圈再回到我的耳朵，居然變成Eric 為了得到一單生意，搭上一個年近半百的女banker，兩人在酒店餐廳吃完晚飯再到樓上開房！
這不是太過分了嗎？一看就知是無中生有。這傢伙出賣色相會有市場？這種傳言只有白癡才會相信啊。
當然，世上肯定也有盡心盡力的好秘書，但我向來沒有抽獎命，因此我還是必須竭盡所能為秘書服務。過年過節例必給她送禮，也從來不敢麻煩她幫我沖咖啡。
儘管我對秘書好過對我阿媽，但人家未必喜歡有我這樣的女兒。喝進自己肚子的東西，還是由自己經手比較安心吧。
＊ ＊ ＊
說回我公司的信差權叔，他之所以請病假，是因為跟三萬多人一起逼爆亞洲國際博覽館，去看那由上海世博運來的電子動態版《清明上河圖》。權叔在那黑壓壓的人海擠來擠去，爭相拍照，吱吱喳喳。由於場內太過侷促，權叔擠了一會便見頭暈了，又怕自己被抬上白車的照片一旦見報，太沒面子，於是死撐到場館門外，由女婿駕車看醫生去了。
我不懂藝術，但我覺得《清明上河圖》好勁，現在居然能把它製成powerpoint 那般會晃會動，而且還能像projector 那般投影在牆上，真正科技與藝術的結合，勁到無話可說，難怪市民搶票熱烈。報上說，康文署推出六十萬張門票在六天內售罄，後來再加推至十六萬八千張門票，又在一天之內被掃個清光，癱瘓了網上訂票系統，各區售票點更大排長龍。權叔有天送文件到對面街，一去三小時。Selina 說，其中兩小時去了城市電腦售票網排隊。
權叔興致勃勃，山長水遠去到亞洲國際博覽館，只為一睹電子動態版《清明上河圖》的風采，不料卻頭暈收場，這未免有點反高潮。老實講，那種擠逼嘈吵的環境，權叔怎會習慣？他在我們law firm 當了二十年信差，一直養尊處優，出入中環高級商廈，送一份文件去對面街會用上一個小時，Selina 說其中四十五分鐘用來在中環著名的「蛇竇」喝茶，而我們就坐呆等那份十萬火急的文件。急得發慌了，致電問他何時送到，他說： 「王律師，過紅綠燈都要等啦。」
後來我才知道，原來權叔對我已經非常客氣，不知是否因為我每逢過年都會給他一封大利是。Ka tie 就曾經得到這樣的答覆： 「你自己送吧。」另有一次，Emma 問權叔能否略為加快一點腳步，客人都有微言了。權叔默不作聲。第二天，他向人事部投訴Emma，指她定下不合理的工作要求，對低下層職員態度囂張。權叔還喃喃說自己讀得書少，這輩子沒什麼本事，早已習慣被人看不起。
其實Emma是個很單純的人，因為文件趕急，所以她致電權叔，就是這麼簡單。她知道權叔到人事部說了那番話以後，躲進洗手間哭了起來。 「Daisy，我真的不是那個意思啊，我沒有看不起他……」我很明白Emma 的感受，那是一種有理說不清的委屈，有口難言。我用紙巾替她印乾眼淚，要她補厚一點妝把淚痕掩蓋，馬上就要趕去開draftingmeeting 了。流淚，對我們來說太過奢侈。
我在其他公司見過的信差，不知多麼盡責。他們要走的路比權叔遠得多，好天曬落雨淋，有時要送的文件又重又多，身體處處勞損，卻還是盡心盡力把工作辦妥。我想，在速遞公司工作肯定更辛苦吧，不像權叔，跑得再遠也從不超出中環的範圍，薪水和工作的穩定性，也教速遞公司的員工望塵莫及。從前我常在中環看見一個速遞員，肩上掛沉甸甸的袋子，一拐一拐地走過干諾道中。看他的背影，想到一個不良於行的人靠一雙腳來謀生，是何等諷刺。
天下間有那麼多盡心盡力的信差，究竟我們公司出了什麼問題呢？我們這間la w firm 可以對一個律師手起刀落，但對一個信差，卻又可以容忍足足二十年。不要問我為什麼，人事部的運作比飛機的黑盒還要神秘。
Selina 也不喜歡權叔，她和其他秘書都擁護另一個青靚白淨的年輕信差。她甚至去人事部打權叔的小報告，為了她這項義舉，我們一班律師還特地請她吃了一頓和牛自助餐。但權叔還是屹立不倒。Selina 到人事部打聽過，公司為了表現「關愛」形象，主張厚待弱勢社群。無論他們的工作表現如何惡劣，只要沒有犯法，都會隻眼開隻眼閉。面對權叔，我有時會感到迷茫——究竟誰是「弱勢社群」？那界線一下子變得十分模糊。對於公司主張包容權叔，Selina 憤憤不平。可公司不是也包容她嗎？
權叔看完《清明上河圖》見頭暈請了病假，Selina 又沒有象會請courier，而那份合同十萬火急。Fine，我來送。與其浪費時間跟Selina 糾纏，倒不如靠自己來解決問題。我常聽到很多人說： 「這超出了我的工作範圍。」現代人都很在乎自己的權利，愈來愈少人關心工作中更重要的三個字——Getthings done。送信當然也超出了律師的工作範圍，但假如沒有其他人願意送，而合同必須在當日四時之前送到，請問我應該期望Selina 大發慈悲，還是應該坐祈禱？我拿起合同，駕上墨鏡，當信差去了，相信小妹去洗廁所的日子也不遠矣。 （撰文：王迪詩／逢星期六刊於《信報》http://world-of-daisy.blogspot.com/）
如果我答應求婚
二十歲那年，有人向我求婚。
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夜。我們在中環大會堂聽完音樂會，在寒風中散步到尚未遷走的天星碼頭。我專挑異常寒冷的夜晚乘渡海小輪，要冷就要冷到盡才算過癮。他卻突然停住了腳步。我回頭一看，只見他雙手插在大衣口袋，不知何故十分激動。「可以嫁給我嗎？」他說。
我看雙眼有點濕潤的他，忽然覺得自己很像小說Girl, Interrupted 那被關進精神病院的女主角。她用盡方法仍無法逃出精神病院，卻因為有人向她求婚，馬上放了。Hey, wait，為什麼我在這個可能改寫下半生的緊要關頭，仍非要想那些不切實際的小說情節不可？我就是那種死到臨頭，仍會把自己躺在棺材的畫面當成電影來看，終日胡思亂想的無聊人。真要命。
我在腦子裏重複了一遍他的問題，然後翻開日曆，確定那天並不是愚人節，也不是盂蘭節。
「你要我──嫁──給──你，是嗎？」他重重的點頭。
「Tempting. But no.」我說。然後繼續向前走。
＊ ＊ ＊
好幾年後一個冬夜，我在中環大會堂聽完音樂會，沿門外那道長廊步行離去，忽然想起很久以前曾經有人在這裏向我求婚。那次以後，我就再也沒有發過市。
我那二十六個plan 全都是靠不住的小混混，風花雪月是可以的，卻沒有一個可以付託終身。假如當年那個在寒夜裏凝視我的男人，就是我這輩子唯一願意娶我的人，我當年豈不是毀掉了嫁人的唯一希望？
回想起來，那時他三十歲，已經有了事業基礎。家教良好，拉得一手很捧的大提琴，穿衣品味也相當不俗。條件那麼優越的男人，地球上還剩幾個？我怎能讓這黃金機會白白從指縫間溜走？我問自己：王迪詩，假如上天讓你回到過去，再揀一次，你會答應求婚嗎？
我經過千分之一秒的深切反省，答案是「No」。我再問自己：假如那是Philip 呢？
Well, in that case，也許我會答應吧，我不能確定。然後我想起那次Philip 到我家來，我們默默地站在陽台看蘭開夏道的風景，他遞給我一個繫絲帶的小盒子。打開來看，是一朵淡紫灰色薄紗做的玫瑰，花蕊是兩顆小巧含蓄的珍珠，是個束馬尾用的髮飾。「我想，也許你今年會喜歡束馬尾。」他說。我是真的感動了，甚至有股衝動想緊緊地抱住他。但當我抬起頭來看見Philip 欲言又止的模樣，我又忽然有點害怕，我怕我這輩子無法再離開這個男人。
在那種要緊的關頭，我總是無法再踏前一步。有時候，我懷疑我心裏總是想念Philip，是因為我從未跟他開始過，那讓我心中暗暗有種忐忑的喜悅。為了一次又一次得到這份喜悅，我有心無意地把他引誘到情感的臨界點，然後在他準備越過臨界點那一刻轉身離去。
最初發現自己可能正在從事這種勾當，我首先驚訝自己的手段居然如此高明，接心裏湧起了一陣內疚感。After all，我是個盜亦有道的女人。但當我想到Phi lip 說不定也在從事相同的勾當，他對我的若即若離，說不定也是把我引誘到臨界點的策略呢。想到這裏，我心裏的內疚感又一掃而光了。
與此同時，我無法忍受停頓，我總是有意無意地逃避安穩。假如那夜我沒有在Philip 面前轉身離去，也許我們已經開始了。然後拍拖、結婚、生仔，像大部分人那樣花半生積蓄買來房子、期待年終花紅、緊盯菲傭不要偷懶、每年暑假帶孩子歐遊。假如我願意的話，也許我也能像大部分人那樣，得到一般人的幸福。我像所有人一樣需要安全感。然而不管是當年向我求婚的男人，是Philip 還是任何人，我依然無法逃避我心底裏的問題──那就是我一直追求的人生嗎？
我是個任性又倔強的人，而且拒絕反省，看見棺材也不流眼淚。儘管沒有害人之心，但總體而言非常自私。經常滿腦子鬼主意，卻不願辛勞地把那些主意付諸實行。但即使無可救藥如我，依然無法欺騙自己去過一個根本不是我想要的人生。
那麼，我想要的又是什麼？
小時候看書，我總是狼吞虎嚥地沉迷追看。待同學們問我故事的結局，我才發現原來自己根本不知結局。我總是把最後十多頁略去，急不及待跳到另一本新書。
我在閱讀中得到極大的驚喜，而我永遠都在期待更大的驚喜。不管手上這本書如何有趣，我總是來不及看完結局就忍不住問──是否還有更精彩的？吸引我的並非結局，而是歷險，是歷險的過程。
直至今天，我看書依然有「略去結局」的傾向。雖然長大後覺得為了尊重作者，還是把書正正經經的讀完比較好吧，但無論怎樣堅持，最後一兩個章節我總是馬馬虎虎地略過，又急不及待去翻另一本書，雀躍地期待另一趟的歷險。
然後我發現不止看書，對於戀愛、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，我也從不滿足於現狀，儘管現狀已無可挑剔。我本來可以把《蘭開夏道》一生一世地寫下去，我明明知道office gossip、男歡女愛這些題目永遠有人愛看。世上不是有好些作家，寫了二三十年依然寫大同小異的東西嗎？他們的作品不是也暢銷如昔嗎？寫《蘭開夏道》的過程很有趣，但我仍是邊寫邊問─是否還有更有趣的？
於是我嘗試寫小說味道更濃的《一個人私奔》，然後寫了偏離大眾化思路的舞台劇本，接籌備我的第一本畫冊，同時在寫一個電影劇本，為長篇小說所作的資料搜集從未間斷，寫散文的時候不斷調整心境，每逢在寫作上有新發現便興奮地傻笑，同時把自己弄至筋疲力盡。累得實在動不了，便大字型躺在地上看天空喘氣，然後爬起來又向前跑。我總是不滿足，不滿足。
我在《一個人私奔》寫過一位定居夏威夷的堂姊，她曾不屑地說： 「我不像你，活得像個颱風。」我一驚，憤怒地反問： 「我什麼時候活得像個他媽的颱風？」我一直以為自己是細水長流的。如今回想，才理解堂姊的不屑。
姑母從小看我長大，她不喜歡我的個性。「年少時還可以仗一點小聰明，總算可以混一口飯吃。待年紀大了，你打算怎樣？那點小聰明夠你活到八十歲嗎？做人還是腳踏實地吧。」腳踏實地。
對一個女人來說，結婚生仔是唯一被認為腳踏實地的事情。不管你是Girl, In terrupted那被關在精神病院的少女，是第三世界的村婦，是二十一世紀的都會女性，只有依附一個男人才是腳踏實地。姑母的眼神彷彿在說： 「女人，終有一天需要妥協。青春敵不過時間啊。」她那滄桑的眼神，隱隱藏一絲幸災樂禍。
如果有天，我發現安穩的人生能給我最大的快樂，我會義無反顧地爭取安穩的人生。在那天到來之前，不斷向前跑似乎是唯一腳踏實地的生活方式──前面還有更美的風景嗎？下一站是否還有更精彩的事情？也許有，也許沒有。而我在尋找的過程中無比快樂。（撰文：王迪詩／逢星期六刊於《信報》http://world-of-daisy.blogspot.com/）
那是一個寒冷的冬夜。我們在中環大會堂聽完音樂會，在寒風中散步到尚未遷走的天星碼頭。我專挑異常寒冷的夜晚乘渡海小輪，要冷就要冷到盡才算過癮。他卻突然停住了腳步。我回頭一看，只見他雙手插在大衣口袋，不知何故十分激動。「可以嫁給我嗎？」他說。
我看雙眼有點濕潤的他，忽然覺得自己很像小說Girl, Interrupted 那被關進精神病院的女主角。她用盡方法仍無法逃出精神病院，卻因為有人向她求婚，馬上放了。Hey, wait，為什麼我在這個可能改寫下半生的緊要關頭，仍非要想那些不切實際的小說情節不可？我就是那種死到臨頭，仍會把自己躺在棺材的畫面當成電影來看，終日胡思亂想的無聊人。真要命。
我在腦子裏重複了一遍他的問題，然後翻開日曆，確定那天並不是愚人節，也不是盂蘭節。
「你要我──嫁──給──你，是嗎？」他重重的點頭。
「Tempting. But no.」我說。然後繼續向前走。
＊ ＊ ＊
好幾年後一個冬夜，我在中環大會堂聽完音樂會，沿門外那道長廊步行離去，忽然想起很久以前曾經有人在這裏向我求婚。那次以後，我就再也沒有發過市。
我那二十六個plan 全都是靠不住的小混混，風花雪月是可以的，卻沒有一個可以付託終身。假如當年那個在寒夜裏凝視我的男人，就是我這輩子唯一願意娶我的人，我當年豈不是毀掉了嫁人的唯一希望？
回想起來，那時他三十歲，已經有了事業基礎。家教良好，拉得一手很捧的大提琴，穿衣品味也相當不俗。條件那麼優越的男人，地球上還剩幾個？我怎能讓這黃金機會白白從指縫間溜走？我問自己：王迪詩，假如上天讓你回到過去，再揀一次，你會答應求婚嗎？
我經過千分之一秒的深切反省，答案是「No」。我再問自己：假如那是Philip 呢？
Well, in that case，也許我會答應吧，我不能確定。然後我想起那次Philip 到我家來，我們默默地站在陽台看蘭開夏道的風景，他遞給我一個繫絲帶的小盒子。打開來看，是一朵淡紫灰色薄紗做的玫瑰，花蕊是兩顆小巧含蓄的珍珠，是個束馬尾用的髮飾。「我想，也許你今年會喜歡束馬尾。」他說。我是真的感動了，甚至有股衝動想緊緊地抱住他。但當我抬起頭來看見Philip 欲言又止的模樣，我又忽然有點害怕，我怕我這輩子無法再離開這個男人。
我轉身離去了。
在那種要緊的關頭，我總是無法再踏前一步。有時候，我懷疑我心裏總是想念Philip，是因為我從未跟他開始過，那讓我心中暗暗有種忐忑的喜悅。為了一次又一次得到這份喜悅，我有心無意地把他引誘到情感的臨界點，然後在他準備越過臨界點那一刻轉身離去。
最初發現自己可能正在從事這種勾當，我首先驚訝自己的手段居然如此高明，接心裏湧起了一陣內疚感。After all，我是個盜亦有道的女人。但當我想到Phi lip 說不定也在從事相同的勾當，他對我的若即若離，說不定也是把我引誘到臨界點的策略呢。想到這裏，我心裏的內疚感又一掃而光了。
與此同時，我無法忍受停頓，我總是有意無意地逃避安穩。假如那夜我沒有在Philip 面前轉身離去，也許我們已經開始了。然後拍拖、結婚、生仔，像大部分人那樣花半生積蓄買來房子、期待年終花紅、緊盯菲傭不要偷懶、每年暑假帶孩子歐遊。假如我願意的話，也許我也能像大部分人那樣，得到一般人的幸福。我像所有人一樣需要安全感。然而不管是當年向我求婚的男人，是Philip 還是任何人，我依然無法逃避我心底裏的問題──那就是我一直追求的人生嗎？
我是個任性又倔強的人，而且拒絕反省，看見棺材也不流眼淚。儘管沒有害人之心，但總體而言非常自私。經常滿腦子鬼主意，卻不願辛勞地把那些主意付諸實行。但即使無可救藥如我，依然無法欺騙自己去過一個根本不是我想要的人生。
那麼，我想要的又是什麼？
小時候看書，我總是狼吞虎嚥地沉迷追看。待同學們問我故事的結局，我才發現原來自己根本不知結局。我總是把最後十多頁略去，急不及待跳到另一本新書。
我在閱讀中得到極大的驚喜，而我永遠都在期待更大的驚喜。不管手上這本書如何有趣，我總是來不及看完結局就忍不住問──是否還有更精彩的？吸引我的並非結局，而是歷險，是歷險的過程。
直至今天，我看書依然有「略去結局」的傾向。雖然長大後覺得為了尊重作者，還是把書正正經經的讀完比較好吧，但無論怎樣堅持，最後一兩個章節我總是馬馬虎虎地略過，又急不及待去翻另一本書，雀躍地期待另一趟的歷險。
然後我發現不止看書，對於戀愛、工作和生活中的一切，我也從不滿足於現狀，儘管現狀已無可挑剔。我本來可以把《蘭開夏道》一生一世地寫下去，我明明知道office gossip、男歡女愛這些題目永遠有人愛看。世上不是有好些作家，寫了二三十年依然寫大同小異的東西嗎？他們的作品不是也暢銷如昔嗎？寫《蘭開夏道》的過程很有趣，但我仍是邊寫邊問─是否還有更有趣的？
於是我嘗試寫小說味道更濃的《一個人私奔》，然後寫了偏離大眾化思路的舞台劇本，接籌備我的第一本畫冊，同時在寫一個電影劇本，為長篇小說所作的資料搜集從未間斷，寫散文的時候不斷調整心境，每逢在寫作上有新發現便興奮地傻笑，同時把自己弄至筋疲力盡。累得實在動不了，便大字型躺在地上看天空喘氣，然後爬起來又向前跑。我總是不滿足，不滿足。
我在《一個人私奔》寫過一位定居夏威夷的堂姊，她曾不屑地說： 「我不像你，活得像個颱風。」我一驚，憤怒地反問： 「我什麼時候活得像個他媽的颱風？」我一直以為自己是細水長流的。如今回想，才理解堂姊的不屑。
姑母從小看我長大，她不喜歡我的個性。「年少時還可以仗一點小聰明，總算可以混一口飯吃。待年紀大了，你打算怎樣？那點小聰明夠你活到八十歲嗎？做人還是腳踏實地吧。」腳踏實地。
對一個女人來說，結婚生仔是唯一被認為腳踏實地的事情。不管你是Girl, In terrupted那被關在精神病院的少女，是第三世界的村婦，是二十一世紀的都會女性，只有依附一個男人才是腳踏實地。姑母的眼神彷彿在說： 「女人，終有一天需要妥協。青春敵不過時間啊。」她那滄桑的眼神，隱隱藏一絲幸災樂禍。
如果有天，我發現安穩的人生能給我最大的快樂，我會義無反顧地爭取安穩的人生。在那天到來之前，不斷向前跑似乎是唯一腳踏實地的生活方式──前面還有更美的風景嗎？下一站是否還有更精彩的事情？也許有，也許沒有。而我在尋找的過程中無比快樂。（撰文：王迪詩／逢星期六刊於《信報》http://world-of-daisy.blogspot.com/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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